This American Life 得奖啦

有着 103 年历史的普利策奖在 2020 年首次颁发了“音频报道奖”,获奖栏目是我本人也很喜欢的 This American Life,是一档被誉为美国叙事类播客“黄埔军校” 的经典音频节目。

获奖的这一期节目题为 The Out Crowd,报道了特朗普总统的 Remain in Mexico(留在墨西哥)政策,即 Migrant Protection Protocols,(《移民保护协议》, 简称 MPP )对那些寻求庇护的难民所带来的影响。这期节目是围绕《洛杉矶时报》 Molly O‘Toole 和《Vice新闻》自由撰稿人 Emily Green 所写的报道展开的,因此这两位媒体人与 This American Life 共享了今年的普利策奖。

这是一档周更节目,内容主要是非虚构新闻,有时也包括一些随笔和回忆录,间或有虚构故事。每期只围绕一个话题,时长大概一小时左右。通常先由节目主播兼创始人 Ira Glass 引入当期主题,即节目的 Prologue,序章,然后与其他同事(也可能是其他节目的合作者,比如此次获奖的 Molly 和 Emily)一同进入节目 Act 1、Act 2(第一幕、第二幕)......,听众还可以单独选择某一个 Act 收听。少数情况下一期节目也可能只有一个 Act。

节目通常采用第一人称,由当事人亲自讲述。这样更适合讲述个人故事,也使报道更亲密,更严谨,听众也更有互动感。所以听这个节目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就像听几个朋友聊天,但叙述人会把你带到当下的情景里,可以听到不同的语言,体验不同的环境。

尽管可以下载文本,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听音频,感受叙述人的语气和背后的情绪。

这也是这档节目的初衷:

This American Life is produced for the ear and designed to be heard. If you are able, we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listen to the audio, which includes emotion and emphasis that's not on the page.

节目获奖后,Ira Glass 在这期节目开始前增加的一段话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悦。

如果问我为什么喜欢听播客,那大概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内容被平台绑定和限制。这种模式不仅剥削内容生产者,也绑架消费者。

2017 年哥伦比亚大学的Tow数字新闻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平台和媒体”的报告,报告基本结论是:在平台提供者和内容生产者的关系中,平台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虽然内容生产者并没有获得太多经济回报,但他们并不会停止和平台合作。因为尽管知道合作是一个受委屈的过程,但如果不合作,这些内容生产者也许无处可去。

这种模式也剥夺了消费者的注意力。平台消息提示的红点,下拉刷新,点赞功能,阅读量显示,自动播放下一个视频,等等,用户的注意力就这样被一点一点被平台吸引,俗称“上瘾”。

播客不是这样的模式。

“播客一下”最近发布了一份有关中文播客听众与消费调研的报告,信息量非常大,其中说明了播客与众不同的模式:
在传统的播客生态中,内容的存储端与消费端通常是分开的两个产品。用于音频文件托管与发布的平台只和内容的生产者有关,内容的消费者是在另外一堆用于收听播客的应用程序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一款APP来收听这些播客。这也就是所谓“泛用型客户端”的基本逻辑。
......
对于播客听众来说,一档播客托管/上传在哪个平台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平常喜爱用什么应用来听播客才是最重要。

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如果你想听 This American Life,可以通过节目官网、节目 APP、Apple Podcasts、Spotify、Google Podcasts 等不同的渠道,可以自己选择,但如果你想看 JOJO,现在就只能去 B 站,否则就是侵权。

这种“去平台化”的逻辑已经很少见了。它除了让内容消费者拥有自主选择权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创造了更健康的内容生态环境,内容生产者可以直达目标用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营销号。另外,大数据算法在这种逻辑下施展的空间也很有限,可以有效避免回音室效应。

这样的逻辑代价就是用户规模不会太大。但正如方可成老师所言:

使用这些“泛用型客户端”的人群是比较少的。但是,规模有限也就意味着,贪婪的资本暂时不会赶来破坏生态,政府的监管也暂时不着急加码。

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播客也许是为数不多避免信息污染和信息焦虑的绿洲之一。而随着普利策奖颁发音频报道奖,播客的发展可能也将迎来新的变化了。